“国宝帮”猖狂，古董行业亟需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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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新华每日电讯》、人民网等媒体报道，2019年10月，退休教师吴应骑向重庆大学捐赠的数百件标称为古代的陶瓷、玉器和铜器等相关藏品展出后，其真伪性受到社会各界强烈质疑。而

据《新华每日电讯》、人民网等媒体报道，2019年10月，退休教师吴应骑向重庆大学捐赠的数百件标称为古代的陶瓷、玉器和铜器等相关藏品展出后，其真伪性受到社会各界强烈质疑。而重庆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随后证实，接受这批藏品的重庆大学博物馆，设立和展览均未向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16年，企业家邱季端向其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捐出6000件古陶瓷，后者为此专门成立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同样因为真假争议被舆论推向风口浪尖。2013年，河北冀宝斋博物馆被当地监管部门撤销注册登记证，并闭馆整顿，原因是其收藏的数万件“古董”卷入赝品风波。 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体量第二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文化艺术品市场之一。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的财富高净值人群不断增多，对书画、陶瓷、玉器、铜器等各类古董进行投资收藏的需求日益提升，由此也推动了各类文化博物馆的井喷式发展。与此同时，场所管理混乱，藏品良莠不齐、真假难分，以设馆为名借机非法融资等现象也日益突出，引发的文化争议和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现状：“国宝帮”泛滥横行 收藏馆成赝品仓库 借助重庆大学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河北冀宝斋博物馆等舆情事件的发酵，人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国宝帮”的冰山一角。 “国宝帮”的人员构成非常复杂，既有刚入行不久的收藏菜鸟，也有坚持“捡漏”几十年白发苍苍的老人；既有工薪一族，也有对收藏一窍不通却好附庸风雅的企业家。支撑他们收藏的共同信念就是：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遗留在民间的好东西数不胜数，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博物馆没有的东西也不代表不存在，历史的记录也很有可能作假。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他们发现，神州处处有“国宝”，于是形成了各地的“冀宝斋”。而在“国宝帮”背后，也隐然藏匿着一个名与利的江湖，而且深不见底。他们的“国宝业务”可概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仿古文化艺术品在北京、河南、江西、广东等专业市场成行成市，民间已形成以仿制、理论包装、展览、宣传和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部分区域市场，文物和仿古产品混杂流通，把仿古冒充古董出售的商家比比皆是，部分产品材料、工艺和做旧后的外观包浆均与标称年代的文物有着较高相似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专业买家亦难免上当。 二是在功利心理和投机心理裹挟下，梦想在地摊或其他非专业交易场所低价捡漏淘到“国宝”人群越来越多。有的收藏者甚至有意把自己购买的仿古产品冒充成古董进行展示、交流和出售，企图利用其他玩家的无知和疏忽来混水摸鱼、牟取暴利。一些地方民间协会为此推波助澜，使得这类收藏理念执著自信、在家囤积大量赝品的民间收藏者开始走向群体化、组织化，成为事实上的“国宝帮”。 三是民间机构和公共场馆藏品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不仅搅乱人们对文物的认知和审美，而且影响了整个文物圈的风气。譬如冀宝斋博物馆遭质疑的藏品不仅体积庞大、造型奇特，且人物穿越、张冠李戴，代表作有“雍正年制”金陵十二钗大缸、唐五彩人物纹筒瓶、元青花釉里红描金十二生肖和直径115厘米的晋代斗彩“三英战赵云”葵口大盘等；邱季端捐给北师大的“京师瓷”包括从两汉魏晋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窑口的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精品，很多号称稀世珍品、独一无二，估值过万亿元。 四是市场交易秩序混乱，拍卖行假拍和拍假成风，各类带有商业诈骗性质的鉴宝和拍卖公司泛滥横行。仅最近一年，全国各地公安部门查处的“套路拍”犯罪团伙就有数十起。一些公司为了诱引藏家上当，聘请无业人员冒充文物鉴定大师，把几十元的地摊货说成价值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古董。 根源：仿古成地方支柱产业 博物馆十年数量翻6番 造成国内古董和文物收藏圈风气败坏、乱象百出的原因非常多，根据笔者多年调查和观察，大概可从以下几方面找到根源。 首先，仿古手工艺产业的繁荣，为赝品产业链提供了必备的技术支撑和产业生态环境。以陶瓷行业为例，中国是世界陶瓷制造中心，陈设艺术瓷占全球65%。在景德镇、潮州、德化、禹州、佛山、醴陵、淄博等多个主产区，陶瓷产业已发展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而仿古陶瓷亦占据重要位置，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深厚、技艺精湛的民间工匠。 其次，博物馆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人力资源和粗放混乱的管理方式，为赝品的登堂入室和抛头露面打开了闸门，提供了平台。国家文物局2018年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博物馆总数达5354家，藏品达4000余万件。2008年，全国非国有博物馆数量仅319座，2018年已超过1600座，十年间数量增长了5倍多。 再次，鉴定行业混乱，权威学者知而不言，知名专家和文博人员常年在各地走穴，为了经济利益公然为“国宝帮”站台，看穿不揭穿，认真不认假。加上古董行业分门别类、博大精深，对真假判断一直没有统一标准，更没有权威的学术机构可以为行内争议一锤定音，这就让一些违规鉴定人员和“国宝帮”更加有恃无恐。 最后，文物和艺术品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阻碍行政权和司法权介入古董圈定纷止争。加上缺乏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可以为涉及纠纷的产品提供鉴定和评估意见，客观上造成了公权力对文物和艺术品流通、展示和交易的监管长期缺位。由于违法分子造假贩假和犯罪的法律成本过低，文物鉴定领域的真假争论无论闹得再大，最后只会不了了之。 应对：加快科学鉴证体系建设 探索真假纠纷的司法裁判 古董行业有着古老的历史。在世界各国，古董收藏者与造假人员的斗争均可追溯到千年以上。尤其是在造假技术和手段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要想将赝品彻底清除出市场，绝非易事。笔者认为，可以试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古董行业进行规制。 冀宝斋博物馆藏的元青花釉里红描金十二生肖猴首，而真正的清代圆明园猴首铜像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 重庆大学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雁鱼铜灯，体积大了十倍有余，而真正的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重庆大学博物馆展出形似四羊方尊的展品，但真的四羊方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是加大对制假贩假和商业诈骗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虽然古董不像食品那样直接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但凡是涉及古董交易的金额都比较大。从最近一年来，各地公安部门查处的“套路拍”诈骗案件来看，每位受害人被骗的数额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而其他文物艺术品制假售假案件，犯罪人员获得的经济利益少则几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有的团伙式犯罪甚至骗得资金上亿元。尤其是一些发生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知名人士身上的违法案件，社会影响恶劣，应予重拳打击。只有提高公安部门对制售人员的震慑力，寄生在仿古产业链上的违法行为才会逐渐减少。 二是加强对文物鉴定行业的监管，加快以科技为手段的文化艺术品鉴证、备案和溯源体系建设。对文物的鉴定应该建立统一门槛，对有资质和有单位的鉴定人员要加强管理，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有过违法违规行为的鉴定人员坚决清除出行业。此前，国内已经有机构在推动构建一个以科技鉴定为基础，以经验鉴定为借鉴，以标准计量为依据，以认证认可为手段，以检验检测为依托，以信息化为平台，并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但目前推进较慢，出现新矛盾和新问题也不少，必须加强反思总结，进一步探索有效的标准制度。 重庆大学博物馆展厅中四马变六马的“改装版秦始皇陵铜车”，其真品应为秦陵一号铜马车，现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三是加大对博物馆设立、人员、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对文博人员要尽快建立具有全行业甚至是跨行业适用的个人信用体系。博物馆是集中收藏、展示文物，对外具有研究、交流和教育功能的场所，理应对其藏品的真实性、历史性和艺术性提出更高要求。过去十年，民间博物馆已经历野蛮快速生长的阶段，投资者借建馆名义沽名钓誉、违法违规圈地融资以及变相从事虚假文物艺术品交易的现象早已浮出水面，应该尽快找到规制的办法。 四是提高司法机关对文化艺术品交易的话语权，结合中国文物和艺术品行业实际情况，稳步推进相关领域法律纠纷的司法解决方案，探索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为将来司法权介入古董行业定纷止争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和准则。针对司法判决缺乏第三方机构和权威专家支持的现实难题，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审判实践，对国内的审判制度加予优化和完善。 据《新华每日电讯》、人民网等媒体报道，2019年10月，退休教师吴应骑向重庆大学捐赠的数百件标称为古代的陶瓷、玉器和铜器等相关藏品展出后，其真伪性受到社会各界强烈质疑。而重庆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随后证实，接受这批藏品的重庆大学博物馆，设立和展览均未向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16年，企业家邱季端向其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捐出6000件古陶瓷，后者为此专门成立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同样因为真假争议被舆论推向风口浪尖。2013年，河北冀宝斋博物馆被当地监管部门撤销注册登记证，并闭馆整顿，原因是其收藏的数万件“古董”卷入赝品风波。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体量第二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文化艺术品市场之一。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的财富高净值人群不断增多，对书画、陶瓷、玉器、铜器等各类古董进行投资收藏的需求日益提升，由此也推动了各类文化博物馆的井喷式发展。与此同时，场所管理混乱，藏品良莠不齐、真假难分，以设馆为名借机非法融资等现象也日益突出，引发的文化争议和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现状：“国宝帮”泛滥横行 收藏馆成赝品仓库借助重庆大学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河北冀宝斋博物馆等舆情事件的发酵，人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国宝帮”的冰山一角。“国宝帮”的人员构成非常复杂，既有刚入行不久的收藏菜鸟，也有坚持“捡漏”几十年白发苍苍的老人；既有工薪一族，也有对收藏一窍不通却好附庸风雅的企业家。支撑他们收藏的共同信念就是：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遗留在民间的好东西数不胜数，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博物馆没有的东西也不代表不存在，历史的记录也很有可能作假。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他们发现，神州处处有“国宝”，于是形成了各地的“冀宝斋”。而在“国宝帮”背后，也隐然藏匿着一个名与利的江湖，而且深不见底。他们的“国宝业务”可概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仿古文化艺术品在北京、河南、江西、广东等专业市场成行成市，民间已形成以仿制、理论包装、展览、宣传和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部分区域市场，文物和仿古产品混杂流通，把仿古冒充古董出售的商家比比皆是，部分产品材料、工艺和做旧后的外观包浆均与标称年代的文物有着较高相似度，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专业买家亦难免上当。二是在功利心理和投机心理裹挟下，梦想在地摊或其他非专业交易场所低价捡漏淘到“国宝”人群越来越多。有的收藏者甚至有意把自己购买的仿古产品冒充成古董进行展示、交流和出售，企图利用其他玩家的无知和疏忽来混水摸鱼、牟取暴利。一些地方民间协会为此推波助澜，使得这类收藏理念执著自信、在家囤积大量赝品的民间收藏者开始走向群体化、组织化，成为事实上的“国宝帮”。三是民间机构和公共场馆藏品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不仅搅乱人们对文物的认知和审美，而且影响了整个文物圈的风气。譬如冀宝斋博物馆遭质疑的藏品不仅体积庞大、造型奇特，且人物穿越、张冠李戴，代表作有“雍正年制”金陵十二钗大缸、唐五彩人物纹筒瓶、元青花釉里红描金十二生肖和直径115厘米的晋代斗彩“三英战赵云”葵口大盘等；邱季端捐给北师大的“京师瓷”包括从两汉魏晋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窑口的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精品，很多号称稀世珍品、独一无二，估值过万亿元。四是市场交易秩序混乱，拍卖行假拍和拍假成风，各类带有商业诈骗性质的鉴宝和拍卖公司泛滥横行。仅最近一年，全国各地公安部门查处的“套路拍”犯罪团伙就有数十起。一些公司为了诱引藏家上当，聘请无业人员冒充文物鉴定大师，把几十元的地摊货说成价值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古董。根源：仿古成地方支柱产业 博物馆十年数量翻6番造成国内古董和文物收藏圈风气败坏、乱象百出的原因非常多，根据笔者多年调查和观察，大概可从以下几方面找到根源。首先，仿古手工艺产业的繁荣，为赝品产业链提供了必备的技术支撑和产业生态环境。以陶瓷行业为例，中国是世界陶瓷制造中心，陈设艺术瓷占全球65%。在景德镇、潮州、德化、禹州、佛山、醴陵、淄博等多个主产区，陶瓷产业已发展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而仿古陶瓷亦占据重要位置，培养了一大批功底深厚、技艺精湛的民间工匠。其次，博物馆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人力资源和粗放混乱的管理方式，为赝品的登堂入室和抛头露面打开了闸门，提供了平台。国家文物局2018年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博物馆总数达5354家，藏品达4000余万件。2008年，全国非国有博物馆数量仅319座，2018年已超过1600座，十年间数量增长了5倍多。再次，鉴定行业混乱，权威学者知而不言，知名专家和文博人员常年在各地走穴，为了经济利益公然为“国宝帮”站台，看穿不揭穿，认真不认假。加上古董行业分门别类、博大精深，对真假判断一直没有统一标准，更没有权威的学术机构可以为行内争议一锤定音，这就让一些违规鉴定人员和“国宝帮”更加有恃无恐。最后，文物和艺术品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阻碍行政权和司法权介入古董圈定纷止争。加上缺乏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可以为涉及纠纷的产品提供鉴定和评估意见，客观上造成了公权力对文物和艺术品流通、展示和交易的监管长期缺位。由于违法分子造假贩假和犯罪的法律成本过低，文物鉴定领域的真假争论无论闹得再大，最后只会不了了之。应对：加快科学鉴证体系建设 探索真假纠纷的司法裁判古董行业有着古老的历史。在世界各国，古董收藏者与造假人员的斗争均可追溯到千年以上。尤其是在造假技术和手段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要想将赝品彻底清除出市场，绝非易事。笔者认为，可以试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古董行业进行规制。冀宝斋博物馆藏的元青花釉里红描金十二生肖猴首，而真正的清代圆明园猴首铜像现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重庆大学博物馆展出的汉代雁鱼铜灯，体积大了十倍有余，而真正的西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重庆大学博物馆展出形似四羊方尊的展品，但真的四羊方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是加大对制假贩假和商业诈骗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虽然古董不像食品那样直接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但凡是涉及古董交易的金额都比较大。从最近一年来，各地公安部门查处的“套路拍”诈骗案件来看，每位受害人被骗的数额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而其他文物艺术品制假售假案件，犯罪人员获得的经济利益少则几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有的团伙式犯罪甚至骗得资金上亿元。尤其是一些发生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知名人士身上的违法案件，社会影响恶劣，应予重拳打击。只有提高公安部门对制售人员的震慑力，寄生在仿古产业链上的违法行为才会逐渐减少。二是加强对文物鉴定行业的监管，加快以科技为手段的文化艺术品鉴证、备案和溯源体系建设。对文物的鉴定应该建立统一门槛，对有资质和有单位的鉴定人员要加强管理，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有过违法违规行为的鉴定人员坚决清除出行业。此前，国内已经有机构在推动构建一个以科技鉴定为基础，以经验鉴定为借鉴，以标准计量为依据，以认证认可为手段，以检验检测为依托，以信息化为平台，并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但目前推进较慢，出现新矛盾和新问题也不少，必须加强反思总结，进一步探索有效的标准制度。重庆大学博物馆展厅中四马变六马的“改装版秦始皇陵铜车”，其真品应为秦陵一号铜马车，现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三是加大对博物馆设立、人员、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对文博人员要尽快建立具有全行业甚至是跨行业适用的个人信用体系。博物馆是集中收藏、展示文物，对外具有研究、交流和教育功能的场所，理应对其藏品的真实性、历史性和艺术性提出更高要求。过去十年，民间博物馆已经历野蛮快速生长的阶段，投资者借建馆名义沽名钓誉、违法违规圈地融资以及变相从事虚假文物艺术品交易的现象早已浮出水面，应该尽快找到规制的办法。四是提高司法机关对文化艺术品交易的话语权，结合中国文物和艺术品行业实际情况，稳步推进相关领域法律纠纷的司法解决方案，探索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为将来司法权介入古董行业定纷止争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和准则。针对司法判决缺乏第三方机构和权威专家支持的现实难题，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审判实践，对国内的审判制度加予优化和完善。

文章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网址: http://www.wwjdyjs.cn/qikandaodu/2020/0529/3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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