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文物是一门综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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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文博系统流传下来的文物鉴定方法，也就是传说中的“标型器”比对法，即以故宫、国家博物馆藏品为标型器，将要鉴定的器物与之相比对，根据其相似程度来确定年代和真伪。

这种“标型器”方法，似乎是从考古学的类型学那里借鉴而来。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某些鉴定从业者提出来的，后来沿用成习；现在也有人讲文物“框架学”，认为超出文物的框架，就都不对了，这实际上是“标型器”方法的变相说法。

表面上看，以考古发掘出来的同类器物比对确定相对年代的方法，用在文物鉴定上，好像是有所依据。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这是将考古类型学与“标型器”方法相混淆了。考古类型学是与地层学互为补充的，相辅相成的。并没有“标型器”这个概念。

在文物鉴定上，我们要明白，考古类型学的同型器物不是用来作真伪鉴别之用的，它采用分型分式来区分年代早晚，作断代标杆的意味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没有哪件器物可以充作“标型器”，因此也就不存在具有绝对意义的比对标准。

或许有人不服：过去文博系统老专家，在鉴定文物的时候，那基本都是采用将故宫、国家博物馆藏品拿来作比对标准的方法啊。

不错，过去的文物鉴定，大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标型器”鉴定法，这事情有可原：在以传世文物为主，又局限于明清时期器物的年代，社会流散文物只能作为国有馆藏文物的补充的时期，代表明清收藏最高水平的明清皇家博物馆——故宫，其藏品天然地具有权威性，而且是不容挑战的。

以故宫所藏文物作为鉴定比对的标准器，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合理性。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考古发现及出土器物，都汇聚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也使该馆的藏品在一定时间内具有了权威性和合理性。

但时过境迁。改革开放以来，故宫、国博藏品唯我独尊的局面被逐渐打破。一方面，文物鉴定针对的对象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建设、大工程带来的大破土，大量的高古瓷、高古玉等文物出来了，并且在社会上流散。这些文博系统专家以前很少见到的文物，突然面世，猝不及防，让许多专家心疑，由于他们学术准备缺乏，故只能避而远之。“顾左右而言他”的有选择性的漠视，致使大量新出土的文物成为国有博物馆的弃儿，流落到社会和海外。

另一方面，“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昔日小众的文物收藏格局发生变化，除了那些王公贵族勉强珍藏保留下来的传世文物开始流向民间之外，大量流落在社会的新出土文物开始被民间收藏。

这样，在文物鉴定中，继续以故宫和国家博物馆藏品作为标型器来与民间藏品比对的做法就难以为继，因为故宫和国家博物馆里没有这些文物，无法设定出鉴定的标型器来。况且，在文物鉴定中一概使用“标型器”标准来比对，则有“按图索骥”之感；脱离了为比对用而设置的标型器，鉴定自然就失去了方向感。这也就是文博业内人士见到国有博物馆所没有的民间藏品而不敢认可的主要原因。

因此，除了明清文物之外，依然再强调故宫和国家博物馆藏品的权威性和标杆作用就已经失去意义。

以瓷器为例。倘若固执采用标型器方法，即以故宫所藏瓷器为标型器，那么在瓷器鉴定方面必然会面临一些困扰：古籍文献上记载的五代柴窑、越窑贡瓷，北宋东窑、西窑，宋金装定器、绿定、红定、紫定……故宫中都未有相应的藏品，那标型器又该如何设定？没有文献记载的唐青花、邛三彩、宋青花、元珐琅彩、明代宣德珐琅加金彩、成化斗彩加珐华彩、明代早期沥线戗金珐华彩……

故宫、国博同样没有同类器物，难道遇到此类瓷器，我们就只能存疑不敢确定吗？甚至将其视为赝品吗？

即使是故宫今日所藏的北宋官窑瓷、汝瓷，将其确定为标型器，也有局限。因为故宫中现存的北宋官窑瓷为数甚少，不是祭仪需要的典型器型，如果我们将瓶类器型视为北宋官窑的标型器，那就难免挂一漏万；至于故宫现存的那些汝瓷虽然不错却并非北宋帝王所使用的，而是宋高宗赵构南逃杭州时为大臣张俊所送的汝瓷，是大臣贵戚所用的汝瓷，宋徽宗使用的汝瓷早已被金人掳掠而去，估计也是散落在民间。倘若哪天宋徽宗用的汝瓷现身了，因其质量比故宫现存汝瓷好，难道我们就不敢认了吗？

文章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网址: http://www.wwjdyjs.cn/zonghexinwen/2020/0916/4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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