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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心造化一气贯 入眼山川尽雄奇——李德仁先生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8-06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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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国华社长(左一)、张焕君主编(右一)在李德仁先生(中)家中采访,2016年2月初识李德仁先生,是在太谷宋宅。宋家住在一个老式四合院里,中堂正房,八仙桌太师椅,人物雍

▲ 刘国华社长(左一)、张焕君主编(右一)在李德仁先生(中)家中采访,2016年2月 初识李德仁先生,是在太谷宋宅。宋家住在一个老式四合院里,中堂正房,八仙桌太师椅,人物雍容蔼吉,陈设古色古香。主人宋光华,是宋氏形意拳第二代“邦”字辈传人,德仁先生是宋先生的高徒。那是两年前,为采访宋先生事,约请德仁先生以为绍介。此后,交往日多,话题时新。去年宋先生开门收徒,四面八方的弟子门生赶来观礼见证,德仁先生以高足身份担任司仪,宣读门规,讲解武德,弟子们跪拜行礼,递帖敬茶,同门切磋,师徒交流,一切都显得古趣盎然,如同时空穿越。演练拳法时,德仁先生让我与国华先后试招,年届七十的人,却是一身的力气,刚一搭手,便觉一股大力涌来,人就跌了出去。反复几次,发力部位变换,摔跌而出却很永恒。这般神乎其技,真让人目瞪口呆。 德仁先生却不张扬,只是按照规矩行事。他也在太原课徒授艺,门下弟子不少,身上却无半分江湖气。有一次从山大他家中一起坐车出来,门口保安因为停车费问题大呼小叫,十分不恭,他也只是略有愠色,但片刻间便浑然忘记,再无牵挂。他是山大的知名教授,又是少见的文武兼通之人,然而无论是文人的酸腐之气,还是武士的斗狠之习,身上全不见踪影。这份修为,让人敬佩之余,又百思不得其解。 去年国华说德仁先生的画集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列入“大红袍”系列,能继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苦禅、李可染、何海霞等名家之后尘,得到同行最高规格的肯定,这在山西画家中并不多见。于是遂有采访之念,开始翻检资料,做些案头工作。一路看下来,如野客游山,初时踏遍群山,仅为好奇,入山既深,饱览雄奇险要,心思自又不同。生平事迹固然有所了解,更让人惊喜莫名的是,此前曾经百思不解的疑惑,竟然也迎刃而解。 先说事迹。德仁先生生于1946年,祖籍山西榆次,初居六堡,后迁榆次、东营。祖父时家道殷实,却因移情书画,忽略经营,中道而衰。但也有育种之功,德仁先生喜爱书画,当与乃祖遗教相关。父辈自力更生,乃父亦工亦农,虽识字不多,但喜听评书演义。农闲之时,树荫田畔,三五乡人团坐,开讲水浒三国,有金戈之气扑面,感侠义之道入心。耳濡目染,养成英雄情结,日就月将,练就一身武艺。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时政令峻急,乡野芜荒,果腹尚且不易,何谈志向理想?但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志,人不自弃,方有贵人相助。先生坚毅之性,早年已有体现。年未弱冠,僻处乡间草莱,皆言前途无望,而能咬定青山,不离不弃,写生本须臾在身,山丘小河,野树村人,皆可描摹入境。由此积累之功,不折之韧,才有日后非凡业绩。一路走来,才能有缘结识吕斯百、张颔、高寿田、徐邦达、启功、董寿平、何海霞、邵洛羊、宋光华诸位大德前贤。 1965年,先生来太原读书求学。虽然所学非所好,但事在人为,非关出身。身在重机学校,拜师学习的却是古文字之学。古文献不离左右,儒释道时在心头。虽逢乱世,应命之作难免;心志高迈,求道之心不泯。三山五岳,可写生,亦可访道;京沪繁华,是出差,也是问学。遂有作品出版多种。考入山大研究生,从此术业有专攻;毕业留校,于是心志可铺陈。不满于抄袭西学,人云亦云,发奋立志,十年寒灯,遂有开山之作东方画论。有感于谬传经典,贻误后学,耽于心性,迷失根本,于是强调修为,重视体认,证道并非纸上功夫,致用才是大道本心。书画鉴定,虽出天性,修道习武,更是印证。数十年磨练浸淫,画风洒脱雄劲,远踪王维、荆浩、董源、巨然、范宽、李唐,近师张大千、何海霞、陈少梅、高寿田,融会南北技法,以画阐道,自成一家风格。书画鉴定,师承徐邦达、启功,而能自成一体,首倡“以道鉴画”,划分三层标准,遂有“三晋书画第一鉴”之美称。书画技艺之外,擅写传统诗,能运刀刻印,功力所到之处,多见惊艳精品。上世纪80年代,首创“东方绘画学”理论,提出“绘画四纲说”、“生原美学观”,“饰形学”用于艺术构思,“开合法”用于教学实践。由此蜚声画坛,遂成一家之言。 ▲ 写生留影,1984年 ▲ 为邵洛羊先生送葬有感,2015年 再论心迹。求道、证道,乃理解德仁先生平生事业之主线,书画鉴定、读书练武,皆可从此上求,庶几可接近先生本心。何谓道?本源在《老子》,上溯及《周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尤为至要者,则在于“三”之化生。先生讲形意拳之“顾打合一”,攻防一体,即从此出发,万法生于三体。评价儒、道之异同,中庸之岐解,着眼处也在于此。由此推而广之,大到中国文化之特质,小到一人一事之品评,皆以此为标准,而能深入骨髓,直中肯綮。于古近先贤中,先生最敬重王阳明、左宗棠,而对朱熹、曾国藩颇有微词。区别之处,就在于能否化生,能否用世。 在先生看来,学艺是求道,能切入自家心性,用于日常之中,则是证道,更为切要。血气方刚之年,云游天下,打坐参禅,意图明心见性,是证道;中年之后,博览群书,静夜披卷,与古人对谈,因世变彷徨,也是证道;阐发道论,用于书画鉴定,裨益世人,是证道;尊师重教,一丝不苟,恪守师生之礼,更是证道。先生转益多师,往往以传统拜师之礼,对老师敬重有加。侍坐时毕恭毕敬,起居处问暖询寒,在世时有事服劳,去世后执绋送丧。先生曾有“五敬二备三必行”之语,用于师生之际。所谓“五敬”,乃学问敬自然、行为敬法规、勤谨敬专业、恭谦敬师长、慈严敬学子。能守古礼,更通人情,用情之深,使人感慨。人生皆有天命,遭逢各有不同。所以千差万别,在于心志暗明。先生既以求道为志,以证道为心,道之所在,能包容天地,可蕴涵古今,虽至大无外,却须臾不离本心,造次皆在己身。能明其理,能用其势,可修心润身,可溉泽苍生。惟其如此,乃成其大。惟其如此,乃见其真。 张:李老师,您就是太原人? 李:不是,我祖籍榆次六堡村。堡子原有围墙,后来拆除了。人口增多,分为南北二堡。我们李氏是北堡大姓。人口番衍,遍布各地。关于我们家乡六堡,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刘知远诸宫调》中还有记载。 张:那是金代的平水刻本,也是南戏《白兔记》的前身。 李:那个本子在黑水城被俄国探险队淘走之后,1958年才归还中国。里边就提到六堡。刘知远的父亲是晋北应州军官,父亲死后,母亲改嫁到六堡慕容家,刘知远也改姓慕容。六堡离太原很近,地方也很富庶,刘知远在那里学了一身本领。五代战乱之世,他决定出去打天下,建功立业。离开六堡,经过楊盘村到鸣李。鸣李那时叫李家庄,是个交通要道。在那里他路见不平,把几个欺压良善的地痞流氓打跑了。村人感谢不已,村里的太公把他请到家里,当面致谢。一看刘知远人长得精干,又胸怀大志,见他还没成家,就把自己的闺女李三娘嫁给他了。后来刘知远投军,做了石敬瑭的干儿子,建立后汉王朝,又改回原来的姓氏。 ▲ 创作大幅山水,1992年 ▲ 与宋光华先生合影 张:您祖上是干什么的? 李:我家原来也世代经商,耕读传家,有粮行、绸缎庄、布匹店、茶庄。榆次城里有房产。在我祖父手里,因为他喜欢搞书画,祖业荒废,经营的粮行本来往内外蒙、东北贩运粮食,也没兴趣弄了,亏空就越来越大。祖父年纪大了,家境已经大不如前,搬到榆次小东门外居住。他开始后悔年轻时浪荡,说画画不是个好营生,不准后人再搞这一行。后来,因为遭了水灾,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张:那是啥时候? 李:民国初年。水灾之后,我们家境就困难了。我父亲也没好好念成书,就去晋华纺织厂学工。还梦想着恢复祖业。他很聪明,也能下苦,很快就成了榆次一流的纺织工,好多厂子都争着聘,工资也比较高。积攒了些钱,他就在东营村买了十几亩地,那里是他母亲的娘家,离城也近,农闲时去上工也方便。解放以后,因为他自己种地还出去打工,就被评为下中农,顺利过关。要是只种地不去打工,那就是中农了。 张:如果定为中农,招工、提干、参军,都要受影响。 李:我父亲学手艺时,也练武,磕胳膊一块儿的准也磕不过他,练的就是形意拳。后来他发现练武赚不下钱,伺候别人往往就是当打手,看家护院,名声不好,就不练了。他有个大师兄名叫张光龙,太原呼延村人,拳练得好,厉害,还是地下党员,在榆次搞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候,是山西十三个工会的总代表,办公地点曾在太原的海子边,和周恩来还认识。他经常演讲,讲阶级斗争,讲贫富差距,说工厂一年能赚十几万现大洋,工人每月工资才两块半,所有工人一年的工资还不到三万,钱全让资本家赚去了。这不公平,是剥削,只有斗争才能拿回血汗钱。工人当然喜欢听这样的话,就开始闹罢工,要求加工资。刚开始资本家不理,后来见罢工损失太大,才答应谈判。最后工资涨到四块。没过多久,工人又提出要求,这回资本家不答应了,说你们不干就走,我再找人来干。工人不走,还和新来的工人打起来,说他们是工贼,双方冲突,就成了流血事件。有一段时间,工厂大门上经常挂着尸体。警察来了,开了枪,工人针锋相对,也四处搞枪,冲突升级。阎锡山派了部队来榆次,工人打不过,拉到山上打游击,就开始了武装斗争。后来,这位大师兄就失踪没联系了,估计是牺牲了。但是,榆次一带的阶级斗争也就这么闹起来了。 李:解放前,我父亲为人仗义,揭发了原村长贪污害民,却被推举当了东营的村长。当时内战打得很激烈,邻村有些解放军家属,因为白色恐怖,开大会时被乱棍打死。我父亲怕村里也出现这样的事情,就帮这些人改姓改户,遮人耳目,使他们逃过劫难。有时候游击队晚上来搞活动,就找一些旧衣服旧鞋,帮他们化妆,筹备些必要物品。阎锡山命令各地都要成立同志会,几个联合村要选出一个特派员,有人推荐我父亲,鸣李乡乡长不同意,另外推荐了一个人,结果那个人解放以后就被处分了。这个乡长姓李,后来才知道是地下党员。还曾动员父亲入党。因为这些缘故,解放后我父亲当了村里的水利委员,又当了生产队长。快解放时他还是有些怕,还打算出门躲避呢。在外当八路的有个叫谢玉福,晚上回来找他,说他保护乡亲家属有功,不用担心。 ▲ 临流举杯,2011年 张:乱世之中难为人啊。 李:我父亲没什么文化,但是特别喜欢历史,爱看戏,经常听评书,从三皇五帝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都能给你讲下来。农闲时,很多村民让他讲三国水浒,一讲就是好多天。我从小跟着听,也很崇拜这些人物,什么诸葛亮借东风,桃园三结义,隋唐演义瓦岗寨,都很喜欢。看见好的小人书就想买,父亲虽说嫌贵,最后还是买下了。回家后就在煤油灯下乱翻,也让我妈给念,好多字她也认不全。小人书里有画,就拿来临摹,也不是喜欢画,就是崇拜这些英雄人物。画完了,姥姥常送给亲戚朋友,大家一夸,就觉得美滋滋的,更来劲了。 张:您什么时候学的武术? 李:打小就喜欢。我们那儿晋商多,习武成风。我六岁上学,我的一个小学老师姓崔,形意拳很有名,教学生们练。我先也跟一个亲戚学,就当是瞎玩。上初中后,山西体工队的武术队经常来我们学校下乡蹲点,也组织我们一帮喜欢武术的孩子练长拳,翻跟头。我那时能在高单杠上来回走,打五行拳的动作。文革以后,慢慢发现还是形意拳在实战中最实用,就跑到徐沟跟一个杨老先生学习。那位老先生练得很好,很有名,拳硬,刚柔相济,非常厉害。后来才知道,他原学车氏,后又学的是宋氏形意拳。杨老师去世后,我又专门到太谷,拜宋光华先生为师,行了拜师礼,递了拜师贴,这才算正式入门,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学到一些不外传的东西。这是祖辈留下来的规矩。 张:形意拳在晚清民国最为兴盛,人才辈出,山西有车毅斋、宋世荣、宋世德,河北有刘奇兰、郭云深,都是当世高手。而且还有辈分次序,“华邦维武尚,社会统强宁”,我记得您好像是第三代“维”字辈传人? 李:是的。虽然接触早,但那时没学成,倒是长拳下了不少功夫。青少年阶段适合练长拳,对腰腿柔韧性特别好。有了这个基础,再练形意拳效果更好。我们师父是宋世德嫡孙,人品武功,堪称当世楷模。对我特别爱重,所以无所不教。 张:您什么时候来太原念的书? 李:1965年来的太原。1962年初中毕业后,无学可上,生活也艰难。上中学正赶上六零年,每天吃不饱,饿得又瘦又小。十几岁的年纪,能干啥呢?上学时想入非非,要学习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回村之后就甚希望也没有了。开荒不让开,养鸡不让养,都是资本主义尾巴。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让种些自留地,一干就是三年。因为没有出路,父亲看我喜欢画画,也不管我了,这才把重点放在画画上。 张:在农村里,您怎么画呢?有老师教? 李:徐悲鸿有个大弟子,叫吕斯百,是南京师大美术系主任。我给他写信,附上我的作品,请求指导。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回信,还大受表扬。吕先生鼓励我坚持不懈,定有所成,还经常给我寄资料。有了名师的指点和鼓励,觉得大有希望,干劲更足。无论走到哪儿,身上都带着速写本,有时间就画,看见啥画啥,别人休息我不休息,到处画画写生。一次画大桥,被守桥士兵抓住,调查好久才没事。1965年开始招生,我本来想报考艺术类的学校,结果知道得晚了,错过去了,想明年再考,县里招生的干部说今年是扩大招生,多年不招,明年还不知道咋回事儿呢,劝我另外选报个学校,考上了还可以转学么。说得我动心了,看见有太原重机学校和机械制造学校,是半工半读,有助学金。就报了两个志愿。同学们大多报的是农业水利类的学校,说那个好考。我不喜欢,宁可报个难考的,也不愿太勉强。后来考上重机学校,就去了太原。 张:您什么时候开始跟张颔先生学习古文字? 李:去太原上学不久就开始了。最初主要是一些文字学常识,还有《说文解字》等,不过张先生经常跟我讲要学以致用,光死记硬背不行,得在日常生活中思考、使用,这样才能真正熟悉起来。他搞考古,经常能看到实物,我没这条件,他就让我多看先秦的古籍文献。碰见读不懂的地方,每个字都要用文字学、考据的办法来解决它。这个方法对我帮助很大,也读了不少书。我对《老子》的兴趣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文革中间天下大乱,我不去跟风凑热闹,躲起来读书,《老子》之外,《庄子》、《周易》、《四书》以及王阳明、左宗棠的文集,旁览博收,都是那时候读的,受用终身。 张:前几天看山西电视台的文物鉴定栏目,您还是书画鉴定专家。您什么时候学的鉴定? 李:这个跟高寿田先生有关,张先生介绍我跟高先生学画,他是山西有名的文化人,是省博物馆的业务副馆长。高先生说,学中国画不会鉴定,不知真假,就不能继承传统。高先生自己收藏了好多画,挂在墙上叫我辨别真伪。文革后山西省成立了文物商店,他是顾问。有了好的字画,他就让我去看,这样就接触了不少东西。省博物馆还有一位粱?先生,学问很好,本来行医,但是很懂字画。1957年给人家闹了个右派,从此发誓再不写文章。他对我印象不错,给我指导,文革后当了副馆长,经常从库房调出藏品,让我过去看,美其名曰研究,也让我发表意见。1982年,山西省邀请北京故宫的徐邦达先生来博物馆鉴定文物,梁先生负责接待工作,就把我介绍给了徐先生。 张:徐邦达先生号称“徐半尺”,在书画鉴定界与启功、谢稚柳齐名,是一流的大家啊。 李:徐先生不善言谈,他看字画的时候,低着头,先不说话,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意见。我那时也常看些美术史方面的书,讲点浅见,他挺满意。我就说自己想跟他学鉴定,他让我到了北京就去找他。跑北京次数多了,拜在门下。还认识启功、董寿平等先生。董老是山西老乡,是高先生介绍的。但凡在字画创作、鉴定方面有问题,就去向他们请教,受益无穷。此外,也跟王雪涛先生学过画花鸟,不过没有正式拜师。中央美院的几个老先生,像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等,也都请教过。我绘画正式拜师何海霞先生,他是张大千大弟子。你是知道的。 ▲ 柳下跖,1975年 张:山西太闭塞,要学艺,只能出去。不过那时候这些大师都在世,也是难得的机缘。 李:能脱离农村,从榆次跑到太原学习,也十分不容易了。农村最难的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任何希望,一辈子可以一眼看到头!我这人爱琢磨,不怕吃苦。我总觉得人活着一定得有个“道”,不论是书法、绘画、鉴定,还是武术,都应该能够融合起来,揉到自己的生活里。当然早年还说不清楚,真正明确是到了山西大学工作以后。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就是通一切的。 张:这个看法的形成,跟您绘画也有关系吧? 李:那当然。我一直比较关注理论,包括中国画的理论,但是这方面可以参考的东西实在太少。画家会实践,认为画画就是个手艺活儿,不关注也不需要这些。甚至连中央美院都不讲这些,学的都是苏联、西方的理论。但是那些理论针对的是西式油画,并不适用于中国画。按照那套理论,哪里还能有张大千、齐白石?所以,我在1981年留校之后,就下决心要用10年时间,把儒、释、道的哲学贯通起来,把中国画整理出一个自身的理论体系。 ▲ 与张颔先生合影 ▲ 道契天人,1992年 张:后来呢? 李:基本上如期完成。1991年,我的《东方绘画学原理概论》由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出版,当时启功老师题了字。三年后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专著《道与书画》。在第二部书中,集中探讨了儒、释、道和书画的内在关系,基本观点就是如何“证道”。人人都可以修道,但是否融会贯通真正掌握,需要身体力行的印证才行。能下笔千言精细论证,还只是纸上功夫,更重要的是能运用在生活之中,能反映在气质之上。学兵法就要能在战场上取胜,运筹帷幄。搞经济就要能像子贡、范蠡那样,累致千金,与诸侯分庭抗礼。书法、绘画也应当如此,才是证道。可惜这些年来,从欧美引进什么现代派,以丑怪为美,以卖钱为业,实在是胡闹!武术跟这不一样,哄不了人。不管你怎么吹嘘这是现代武术、独创拳法,如何如何厉害,一动手就知道高低。这个就是“证道”。其实人和人的能量能差多少?可是练武练得掌握了这个“道”以后,能量就大得多了。我现在对付三五个大后生,就跟玩小鸡一样。这里的“道”,也全是出于中国的哲学。 张:您说的这个我信,以前就领教过。(笑) 李:中国人很早就有阴阳观,相互依存,如同硬币有两面,缺一不可。就像一个磁铁,一头是阴,一头是阳。无论你喜不喜欢,怎样切除,剩下的还是一个阴极,一个阳极。这是世界的基本性质,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周易》的卦象都由阴阳二爻混合而成,八卦里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符号则是八个“气”字,元气的“气”。这八种气包含的阴阳成分不一样,用符号表示,断开为阴,是偶,连续为阳,是奇。这些我都有具体的论证,很繁琐,今天不专门谈了。 张:《周易》中的这些观念,影响很大。 李:但是,《周易》也有缺点,它的概念中没有“三”。“三”的概念是到了《老子》时才有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很大的进步,很了不起。 张:为什么呢? 李:我起初练形意拳,它的基本姿势就是三体式,万法生于三体,万法不离三体。具体什么意思,老师傅也说不太清。后来才慢慢琢磨清楚,三体式的“三”就是从“三生万物”里演变出来的。北宋张伯端《悟真篇》里第一次使用三体,意谓一切事物皆有其体。“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产阴阳就是一生二,“阴阳再合便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张”,这跟老子的“三生万物”一个意思,《周易》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正是此意。 张:一生二,二生三,一是二的母体,那么一和二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母与子之间是共存关系,还是替代关系? 李:应该是共存。一生二以后,一没有死掉,还在。是同时存在的,所以用“三”表示。这点历史上好多名家注解都搞错了。此即两仪一体。一元生两仪,两仪是阴阳,加起来就是三。三生万物就是如此,只有阴阳而不能构成统一体,便不能产生万物。比如说,地球上有男人,火星上有女人,并不能生下孩子,男女还必须结合成为一体,才能繁衍不绝。世间动物、植物,莫不如此,都有雌雄,这是基础,还要有结合,这就是三。形意拳讲攻防,进攻是阳,防守是阴。阳为刚,阴为柔。练得好才能刚柔相化,就是要结合成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般太极拳讲究一分为二,用的是《周易》和朱熹的那套理论,太极生两仪,一分为二,但太极却死了,分成了两半,不发挥作用了,所以实战性就不如形意拳。不过太极拳高手也懂合一的道理。这个道理用在读书上也管用。死读书没用,为什么?书是前人智慧的留存,前与后,作者与读者,也是一对阴阳,读书就是不仅要体会这对阴阳的关系和作用,而且能够结合为一个整体,我与古合一于道。运用于实际生活之中,这样才是真正的学以致用,通经致用。 张:太极图中不是有两条鱼吗?虽然黑白分明,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不也是结合吗? 李:关键就是它过于界限分明,只有二没有一。虽然二者互绕,但毕竟是二个,没合一。不像磁铁,磁铁既有二还有合一。 张:这种分别就好像善恶美丑的关系,美善为阳,丑恶为阴,善恶不两立,是非要分明,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李:提倡是非分明、嫉恶如仇、正邪不两立,这是儒家的观点。有一定价值。但是这世上哪有这许多分明事?更常见的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善恶同体,而且善恶之外还有非善非恶、可善可恶的模糊地带。所以才要该分明时分明,不该分明时就不能分明。你想想,这世上除了黑白,难道就没有其他颜色?这些非黑非白之物,就不该存在吗?又该如何对待?黑白在有些条件下是显现的,在某些条件下则是不显现的。这个道理,王阳明说得最清楚,他的龙场悟道就包括这些。可惜后世知音太少,许多人不理解,还曲说他是唯心主义。 张:哲学课本上说所有的哲学都属于唯物或唯心。我觉得哲学本质上就是思考之学,都是唯心主义,只不过不需要分辨高下而已。 李:不是。老子、《周易》乃至佛学,既非唯心,也非唯物。因为用西方唯物或唯心的定义都套不上他们。事实上,根本不能用“唯”来界定。阴、阳不能说是唯阴或者唯阳,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共存和谐。西方唯心和唯物作为两个哲学流派自有合理性,不过二者又属于同一体。单讲唯物或唯心都是片面的,不知是谁最早这样分的,一加个“唯”字便带有主观性了。现在西方哲学界也在发展,大都不用唯物唯心这两个概念了。这在中国哲学层面来看都是较低级的。 ▲ 与徐邦达先生合影 张:阎锡山说他的哲学是“中的哲学”,有人建议他加个“唯”字,他不同意,说一旦变成“唯中”,又有排他性,偏执一端了。 李:隋唐之际,山西河津出了个圣人王通,号文中子,写了一本《中论》,教出一大批文韬武略的弟子,像房玄龄、魏征。他也讲中庸,却是兼容儒家、道家,能修道,能证道,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大智慧。现在做学问的毛病,一个是餖饤之学,读死书,钻牛角;一个就是割裂分解,不能贯通,大家各搞一块,没有对一体之学的追求。这样的支离破碎,又怎么能将读书学问变成修道证道呢?近人受西学影响,西方英文各学科各有单词很多,其他学科的人根本不认识,怎能贯通?中文则不然,各学科内容都是用同样几千汉字表达,互相都能看懂。所以中国人才能有一体之学。 张:古人说文以载道,传世的好文章一要呕心沥血,也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对人心有所裨益,这大概就是道? 李:提倡文以载道,正说明文章并不是都能载道。一般的文章浮皮潦草,靠笑话鬼话逗人,卖弄小聪明小情趣,没啥价值。好文章都是能看到本质,揭示规律的,能说到根子上,触及灵魂,再加上些文辞上的技巧,才有可能成为经典,流传后世。大家公认有两类高端作品价值永恒,一个是哲学,一个是艺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中有“道”,哲学是文以载道,艺术是画以载道。 张:画以载道?如何体现呢? 李:就从鉴定字画来说,它的最高层次是以“道”鉴画。一般人鉴定字画,不外乎看构图、形象、线条、字体,这都是刚入门的浅层功夫,我称之为经验鉴定法。再高一层,就是以大家公认的真迹作为标准来比较对照,赝品肯定不一致,我称之为标准对照法;最高层次是看风格,看文化内涵和作者及时代是否符合,我称之为文化学鉴定法。三个层次,三位一体,依次升高。其中,文化鉴定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以道鉴画”。比如说你看傅山的真迹,表面看不过是件书画作品,但里边却体现了他全部的修养,他对哲学领悟的水平,以及修道的水平。傅山是很有道行的,功夫很深。大画家、大书法家都能进入“道”的领悟层次,但每个人领悟的情况不同,深浅有异,流派也不一样。比如说,八大山人、石涛都是修道之人,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但一个属于江西的曹洞宗,一个属于河北的临济宗,派别不同,修道的方法不同,领悟也就不一样。这样的差别在他们的真迹中表现得活灵活现。过去搞鉴定的老前辈经常说鉴定要注意“形似神不似”,外形很像,但精神意味不像,所以判断是伪造的。意味这个词很含糊,跟精神、文化修养、哲学领悟极有关。临摹齐白石、张大千的人很多,笔法也完全相同,但因为修为达不到人家的境界,仍然一眼能看出来。谢稚柳先生讲鉴定字画要“望气”,通过观其气势气象来鉴定真伪。有道理,但不全面。我提出要“以道鉴画”,“道”是“理”和“气”的统一。不仅要看“气”,还要看“理”,就是规律、法子、本质的东西。气势不对固然是假,用笔的规律不对也肯定不真。必须“理”到“气”也到,而且必须自然而然统一起来,一笔之间,既有理又有气,混为一体,不脱节,才是真品。低劣的伪品,则是背道的。高仿的作品又与真迹其道不符。 张:道可道,非常道。之所以如此,或许就是因为道中包含阴阳,有实有虚,有心有物,既是客观又是主观,随时而变的缘故吧? 李:没错,道既存在于客观,也存在于主观。任何人的心灵、精神都由“道”构成,世界上的一切也是如此,道是世界的本源。尽管如此,并不见得人人能领悟、知觉。就像胃是你的,但你知道你的胃是甚样子的?有时难受了,咋难受你也不知道,还得让别人给你检查去。道也一样。随处都在,甚至就在你的身上,但你未必能认识它,领悟它。 张:《周易》说伏羲能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李:“身”是自己,也是内心体验,也是“道”的体现。看一幅山水,这是外在事物,然后形成自己的体认,由外而内,内外贯通,这个天地间的“道”就和你的身体中的道合一了,你便悟道了。 张:所以孔子才强调“道不远人”? 李:对!道不远人。但是,不同的人,身上的“道”也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时空中,也有变化。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存在于事物之中,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这个发展变化本身,也是道的一个部分。道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比如说,你的身体是道构成的,10岁时是一个样子,有一种心态,30岁时又是一个样子,另有一种心态,不一样,也不能一样。变易是永恒,不变反而奇怪。如此变动不居,又该如何认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天人合一。“人”指的是自己的精神主体,天指的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二者合一,才能有内有外,内外交融。怎么才算合一?天与人内在核心相一致就是合一,不能拘泥于外相。要不人和楼房怎么合一?和山水怎么合一?贴在上头,还是趴在上头?是内在的根本核心上一致。内外交汇有个点,这个点就是“道”。天人合一,就是今天我的主体精神和外在客观世界找到一个交汇点,那今天我就是合一的。20年以后呢,交汇点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要与时俱进。同理,宋人有宋人的交汇点,明人有明人的交汇点,张三和李四交汇的不是一个点。它既是统一的,又不完全相同。人人都能领悟,人人领悟不同,万事万物,各行各业,莫不如此,书画当然也不例外。如此以道鉴画便能深刻把握各家的不同,找出他们真伪的微妙区别来。 张:您对道教好像也很熟悉,以前还打坐参禅? 李:年轻时心劲大,到处拜师学艺。现在很少打坐,也不太拘泥于外在的形式了,顺其自然就好。坐能坐得稳,心才能入境,才不会让身体控制思维。1984年之后,连续几年,我都常出去访道。去江西鹰潭的龙虎山,天师府改成学校了,但建筑格局还在,还有一通碑、一个大钟,也保留下来了。碑是元朝的,赵孟頫写的碑文。钟是铜铸的,据说重9999斤,漂亮极了。上清宫是中国道教最大的宫观,但当时破破烂烂,房拆了,井填了,砖也刨了,铁路从中间横穿而过,破坏得很厉害。这几年好像又恢复了些。 张:您怎么对这些感兴趣的?道教古代很兴盛,但近代以来一直很衰落。 李:因为学习古文字,就要读古籍经典。读得多了,就觉得儒、释、道三家都得贯通,否则连不起来,成不了一体之学。三山五岳基本都跑过,本来都是道教的地方,但现在没几个人研究道教,修道之人更是少见。以前村村有庙,大部分都属于道教,像关公庙、文昌庙、魁星庙、水神庙、山神庙了、土地庙,都是道教的。明清以后道教衰落得很快,到现在还不如佛教。因为甚了?佛教是国际性的,保留佛教有统战作用,道教是土生土长的,没有这个功能。鲁迅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为什么?不明白道教,不仅古书读不懂,古人看不懂,古代的思想文化也弄不明白。 张:按照您的理解,似乎在传统文化中,《老子》比儒家更重要?我们一般说儒家治世,道家治身,认为儒家比道家更实用,更能经世致用。 ▲ 青年时期打坐修行 李:我觉得道家哲学更实用。道家也重治世,汉初黄、老之学,治国很有效的。儒家讲道德伦理,只是立了一个大框架,这当然是必要,如何应用,还得有切实的方法步骤,还需以道来变通,那就要运筹。这方面儒家并不擅长,你看看宋代的那些大儒,尽管理论讲得一套一套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都是些书呆子,迂阔得很。为什么?因为他缺少道家的那种灵变,不明白什么是“反者道之动”,更没有什么谋略。王阳明与朱熹这些人不一样,他不仅能破心中贼,也能治国安邦,平山中贼。类似的人,前有张良、韩信、萧何、诸葛亮,他们没有一个全是读儒家书的。后来在清代,则有左宗棠。左宗棠已经发现宋代的念书人只能讲伦理道德、君臣父子,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无论是平定太平天国,还是收复新疆,那都是大手笔,不是豪杰大才做不到。左宗棠不是进士出身,这一点不如曾国藩、李鸿章,但是他修道,有实学的本事。出仕之前,他在湘阴东山的白水洞,办农场,修果园,编农书,培养技师,修道,自比诸葛亮。在湖南巡抚手下当个没有功名的师爷,却博得在皇帝面前“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美誉,当面骂二品总兵是“王八蛋”,喝令“滚出去”,还有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这些人给说情推荐。这是对左宗棠才能的最好肯定,也可见他对道家谋略的精通。左宗棠布衣而以四品官起用,太平天国很快就垮了。 张:西汉讲黄老之学,也不是单纯的无为,其中就有许多权谋。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流学术就变了。 李:说是这样说,未必做得到。道家传承始终不断,东汉更盛玄学,多主于道。要不,道家、法家、阴阳家的书,后代怎么还看得到?曹操、诸葛亮这样的人物还怎么会出现?汉代文化开放,而且地方上自有学术传承,也不是中央一纸命令就能全部改变的。唐代最盛,与老子地位高于孔子有关,老子是“玄元皇帝”啊。宋代把老子压下去了,国家便软弱了。儒、释、道各有所长,不能相互取代。现在重新提倡国学,我觉得应该兼容并包,不能仅仅理解成儒家的经学,那样太片面,太局限。一个国家,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多高低不同的层次,包含不同的人群。挂一漏万之学,怎能称作国学? ▲ 李德仁先生常用印章 张:这几年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我们说传统文化,林林总总,哪个能作为代表?又该如何界定?儒、释、道是传统文化,太极拳、裹小脚、中国菜,也是传统文化,谁能做代表?该用什么方法来判断? 李:这个问题确实重要。但是最好能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如同照镜子,才能看得清楚。以解决关系到利益生存的冲突为例,西方的思维是既然二者矛盾,必须消灭一方以保存另一方。被保存者代表正确、正义,被消灭者则是谬误、非正义,非此即彼,不能共存。这种思维有它的根,就是从古希腊以来形成的逻辑学。逻辑学有三大定律: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一个人,一件事,概念是什么样子就应该始终如一,否定变化。同样,在对立的矛盾中,只能肯定一方排除另一方,没有中间状态,否则就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中国人的思维不是这样的。双方有矛盾,但矛盾却是一种平衡,并非不能共存。而且,时空运转,形势改变,双方的地位还可能相互转变,主次也可以颠倒。这样的话,怎么能轻易去此存彼呢?所以《老子》讲“善胜敌者不与(杀伐)”。《孙子兵法》提倡最高明的战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和谐,实现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相处,实现天下太平。这样的思路可以运用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也能用在日常生活中。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是国学的至高处。当今世界不少学者都寄希望用道家智慧解决人类矛盾冲突,并提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德仁先生的家中布置,与寻常艺术家迥异。客厅卧室,处处皆是书房;古籍今著,往往触手可得。其学之博,其思之深,由此可见一斑。门上高悬一横幅“存道堂”,乃先生堂号,是何海霞先生晚年手笔,疏而有致,笔墨遒劲。后有跋语,乃张颔先生手书,略释“存道”之意。典出《庄子·田子方》,楚人温伯雪子适鲁,鲁人来访,温伯以中国之人“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初不肯见,后虽见之而长叹。孔子往见之,未交一言,便行告退。弟子不解,问其故,孔子云“目击而道存,不可以容声”,得意而忘言,又何须呶呶不休?张颔先生以为此中有“道学中之深旨善言”,嘉许之意,溢于言表。 犹记得,四年前拜访张颔先生时,耄耋之人,仍爱书如命,过手之处,无暇择精粗。德仁先生读书,正有乃师风范。先生困而学之,本有求道之诚。日积月累,甘之如饴,终能学知接生知,遂有证道之功。古来仁人志士,凡能立德立功者,莫不如是。而家国天下,百世文明,薪尽火传,端赖斯人。一念至此,能不敬由心生,感慨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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