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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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典籍的阅读。可以说，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典籍；，是启先生的生命所系、灵魂所注。传道、授业、解惑启先生1938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上大一国文课，即以教授古代文学作品选为

文学典籍的阅读。可以说，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典籍；，是启先生的生命所系、灵魂所注。传道、授业、解惑启先生1938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上大一国文课，即以教授古代文学作品选为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师范大学，启先生进人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更是专职教中国古典文学，尤其侧重于讲授古代文学作品。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注重细读作品，既条分缕析，细致人微，又广征博引，如数家珍。比如讲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启先生先板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然后解释什么是知己，就是知意、知情、知心；怎样做到知己，就是通意、达情、交心。这两句诗传达出诗人的心声，也是对友情的信心，对挚友离愁和眷恋情绪的慰藉——分手了，情不了，人长在，谊永驻。两句诗是真、是诚、是信、是情，道出知己愈久，情谊弥深。于是启先生又板书“有情有义”四字，并说：这是做人的真谛。人与人有情有义才会成为知己，所以“知己”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陆希廉《聆听一课，铭记至今》，载《启功先生追思录》页129—130)。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句“城阙辅三秦”，通行本作“辅三”，别本作“俯西”。启先生大量列举习见的旁证，举重若轻地说明“城阙”的确可指“登楼所见的四野城市”，而不一定只有首都才得被称。如“京”或“京城”是首都的专称，但《左传》里所谓“京城太叔”的“京城”，就不是郑国的首都。“魏阙”、“宫阙”、“陵阙”成为帝王的专称，但“城阙”就不一定了，杜甫《野老》诗“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钱谦益注“两京同南都，得云城阙”，实际上这里的诗意分明说的是城上驻军吹的号角声，注重在城，而不是注重在都(《也谈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启功5F；；；‘；广!丛稿·论文卷》，页135—139)。这样一来，就将不太好讲的诗句讲清说透了。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总是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常常能发前人未发之微。启先生讲《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的“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他说，“霜林”应该是红色的，作者怎么不说“总是离人血”，而说“离人泪”呢?这是因为过分渲染反而失真，用词就得恰如其分。离别时，人总免不了要流泪的，说“离人泪”染得“霜林醉”，这就可以了，而不必说“霜林红泪”应该是“离人血”，或者是“离人颈上血”，那就太夸张了(郭志刚《启功先生治学》，《启功先生悼挽录》，页77)。启先生讲课往往就是这样，从最简单的道理人手，深入浅出地揭示诗文作品的本质特征，往往三言两语，点中要害，其余的就让学生自己去体会。例如启先生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曾作过一个精辟的概括：“魏晋六朝人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大体如此。”真是一语破的，言简意赅。启先生讲授古代文学作品，还常常借题生发，妙语连珠。如谈到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人剑门。”启先生像大孩子似地笑了起来，说：“你看，放翁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李军《乐育敦行堪世范励耘奖学唯吾师》，《启功先生迫思录》，页183)谈到音韵时，启先生说四声是自然之声，是“天籁”，比如驴叫也有四声。说到这里，启先生便以驴叫的声音模仿四声，博得满堂笑声。启先生还举出证据：《世说新语·伤逝》篇记载，三国时王粲平生爱听驴鸣，死后埋葬时，曹丕率众人吊唁他，建议在他的墓前学驴鸣以祭祀他，于是众人“皆一作驴之鸣”。王粲是著名的诗人，他爱听驴鸣，不就是在揣摩诗歌的音律吗?这样的讲解，也许仅仅是“容或有之”的，但却体现出启先生的奇思睿智。其实，启先生不仅擅长讲授古代文学作品，对如何讲授中国文学史也有许多精思妙解。例如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不违背教学大纲的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中部中国文学捷俅玑咸剿L两汉段、魏晋段、南北朝段、隋唐段、两宋段、金元段、明清段辔O-各段相对独立讲，讲唐诗的不能讲宋词，讲宋诃的不能讲清词，如果讲了，必定有人会说你超出了范围”。于是出现了“讲《左传》的不会讲《史记》，讲‘杂剧’的不会讲‘传奇”’的现象。启先生对这种现象始终不以为然，他打过这样的比喻：分段教学，好比吃鱼，吃鱼才讲究分段。但一条鱼从第几片鳞算中段，又从第几片鳞算后段呢?这显然只能是大致的分，没有绝对的标准。他又打比方说：中国古代有个笑话，一个人中了箭，去看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只给他把身外的箭杆剪断，就算完成任务。中箭的人问他身内的箭头怎么办，外科医生说：“找内科医生去，那是他的事。。这样简单地分科行吗?(《启功口述历史》，页124-125)因此启先生认为，讲授中国文学史，应该融会贯通，而不应该画地为牢。总之，启先生精通教学艺术，他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擅长于“深入浅出，化繁复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聂石樵、邓魁英《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启功先生悼挽录》，页146)。作为一位教师，启先生学识渊博，态度谦和，语言风趣，循循善诱，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当有人称启先生为这个“家”那个“师”的时候，启先生总是谦虚地回答：“我这一辈子主要工作是教书，我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匠。”启先生一生热爱教师事业，耐心细致地“传道、授业、解惑”，处处体现出一位著名教育家的风范。?知之、好之、乐之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7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启先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仅“知之”、“好之”，而且“乐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享受无穷的人生乐趣。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确达到了这一境界。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既有精意覃思的专著和严谨厚实的论文，也有潇洒自如的随笔札记和风神摇曳的诗章(如收入《启功韵语集》卷三的《论诗绝句》、《论词绝句》)，真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这里只选两个方面来谈谈，一是诗词格律研究，二是《红楼梦》研究。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是他花费了数十年的思考与斟酌，在课堂上多次讲授，到20世纪60年代撰成著作，一直到“文革”后才得以问世的。这是启先生的用力之作，直到本世纪初启先生还在不断地修改，可谓耗费了大半生精力。前人对诗、词、曲的声调格式、平仄变化，大都凭死记硬背，刻板模仿，缺乏主动的、深刻的了解。启先生经过多年的精心实践和深入思考，提出了著名的诗歌声律“竹竿”理论。启先生指出，如果两字一节地把无限循环的平平仄仄排成一根长竹竿：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就会发现：五言格律诗的A句式“仄仄平平仄”是由第三字截至第七宇而来，B句式“平平仄仄平”是由第一字截至第五字而来，C句式“仄平平仄仄”是由第四字截至第八字而来，D句式“平仄仄平平”是由第二字截至第六字而来。可以看出，五言格律的形式，就是从这竹竿上挨着排地往下截取得来的，再怎么截也是这四种形式。至于七言，只要在这四种句式前加两个与它相反的音节就可以了。以上各种句式，除了五言B句式以外，无论五言、七言的首字都可以更换(可平可仄)。启先生打了一个比方，他把每两个音节比作一个盒子，上一个音节为盒盖，下一个音节为盒底，盒底重要，只不可换，盒盖较轻，可换。至于五言B句式首字不可更换，是因为如果换成仄声，则下边一字便成为两仄所夹的“孤平”，声调便不好听了。把极其繁复的诗歌声律，简化成一个明白易懂的“竹竿”理论，这不是饶有趣味的乐事吗?这一“竹竿”理论是启先生别出心裁的发明，它不仅便于区别、记忆诗词律句，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语言文字蕴藏的声调特征。因此，它不但适用于五言句和七言句，也适合三言、四言、六言等任何句式；不但适用于格律诗(包括词)，也可以通用于对古诗、骈文，散文、史书的声调研究。20世纪50年代，启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红楼梦》作注，这是解放后第一部《红楼梦》注释本。由于启先生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因此被认为是作注的最合适人选。但是启先生认为程甲本更符合曹雪芹原意，所以后来又向出版社推荐程甲本，并写了《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序》等研究红学的文章。关于启先生《红楼梦》注释本的价值，北师大教授予天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润物细无声——谈启功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们匕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大家可以参看。我这里对《读红楼梦札记》和《红楼梦注释序》在治学精神上的特点，作一点补充。在《读红楼梦札记》中，启先生具体分析了《红楼梦》中“所写的生活事物，究竟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启先生对《红楼梦》所写的扑朔迷离的年代及地点，进行了具体的考辨；对《红楼梦》官职中既有虚构的，也有真实的，还有半真半假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红楼梦》中的服装描写，哪些是实写的，哪些是虚写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启先生还结合《红楼梦》对人物的辫式、小衣、鞋子以及称呼、请安、行礼的描写，分析了当时的风俗。最后，启先生对《红楼梦》为什么要“这样费尽苦心来运真实于虚9构”，进行了人木三分的解析。这篇文章和《红楼梦注释序》主要指向一个内容，就是曹雪芹“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思维。启先生认为，曹雪芹笔下所有的年代、地方、官职、服装、称呼，还有其他所表现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符合清代满族的习俗的，即使实写，也不过是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习俗。这用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干二净”。启先生凭什么敢说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千二净”呢?文献学研究有一条潜规则，就是“说有易，说无难”。说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东西，这是很容易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版图这么大，你说哪儿有什么东西很可能真有。现存的文献这么多，而且地下还在不断发掘新的文物，你说有，没准什么时候发掘出来就真有了。但“说无”是很难的，你要说古代没有什么，千万要谨慎，这是古代文献研究中的大忌，如果没有丰厚的知识，是不敢轻易说“无”的。启先生犯了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大忌，但却犯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一结论凭借的是他丰厚的知识，别人没有他这种知识。启先生从小在满族大家庭中长大，对满族大家庭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等了如指掌。他不仅熟悉这些，而且喜欢了解这些，关注这些，所以他敢于说“无”。·以雄辩的事实还原曹雪芹“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思维，这是启先生“红学”研究的过人之处。启先生的这两篇“红学”文章，直到现在还是经典研究文章。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治学之道上，启功先生体味诸老前辈的言行，有两条铭心不忘的收获：一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二是明白了学问不是死的。后来启功先生每逢和人谈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个比喻说：‘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以当小车轮子用。”’(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文献》1993年第1期)启先生这种／0“无法之法”的治学之道，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结语启先生学识渊博，曾戏称自己为“杂货铺”。著名画家黄苗子先生打过比方说：启先生有个百宝箱，他是高兴时露一角给人看，谁也没见过这个箱子里到底藏有多少宝物。现在启先生带着他的百宝箱走了，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这个百宝箱的全貌。我这篇短短的文章，也仅仅只能揭开百宝箱的一角。启先生在学术研究的多种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颜渊曾经感慨他的老师孔子的学问之大，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我也想用同样的话表达我对启先生永远的景仰。但是启先生却始终保持谦虚的品德。他曾对我们说：一个人要老想着说，我是博土，他就什么也不是。有人称启先生为“博导”，启先生笑着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启先生去世前一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采访，采访者说别人称他“大家”如何如何，他说：“你能飞吗?不能。这说明你还是不行，”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启先生，主持人一上来就列举了他的许多头衔，启先生用一句话就轻轻拨开了那所有的桂冠：“这叫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是啊，启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辉煌的学术成就，更是超拔的人格力量。这种超拔的人格力量，正是我们最应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含凄泛广川，洒泪眺连冈。眷言怀君子，沉痛切中肠。道消结愤懑，开运申悲凉。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恸，定非识所将。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随往化灭，安用空名扬。举声泣已洒，长叹不成章。一个人的最长项往往掩盖他其他方面的成就。谁都知道谢灵运是最著名的山水诗人，而他同时也是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点，就很容易被忽略，甚至被遗忘。谢灵运很想当一名隐土，徜徉游放于他酷爱的浙东山水之间；但他的出身太高贵了，从／2⑥顾农很年轻的时候起就继承了祖先留下的公爵爵位，他又有极高的才华，据说占天下全部才气的十分之一：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他非与政治发生密切的关系不可。廊庙与山林，诗人在这两极之间摆动，经历了许多痛苦。谢灵运第一次在政治上遭受重创，是因为他与庐陵王刘义真(407—424)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刘宋王朝开国不久的永初三年(422)，他就被赶出朝廷，打发到位于海边的永嘉去当一名十分乏味的太守；而庐陵王刘义真本人则从非常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崇高地位上被拉下来，成了庶人，不久更被暗杀。后来政局发生巨大的变动，刘义真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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