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康有为的性格缺陷对自身命运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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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可厚非，也正是由于康有为性格中的偏执，使得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对自己言听计从，与他共进退，步伐一致，也绝不允许弟子做有所背叛的事情，这

无可厚非，也正是由于康有为性格中的偏执，使得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对自己言听计从，与他共进退，步伐一致，也绝不允许弟子做有所背叛的事情，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正是运动领袖们所需品质之一。

（三）信念不够坚定，前后自我矛盾

基于前面两点因素，康有为变法失败后政治观念愈发保守，最终沦为保皇派，并与维新派弟子公开翻脸。在维新变法之前，康有为表现出的是一种救亡图存的爱国知识分子形象，在公车上书中和百日维新中他为了变革慷慨激昂，奋发图强。

但是百日维新失败后，他流亡海外，仍旧对自己变法主张深信不疑，不知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推翻帝制已成定势。他此时变得顽固保守，1899年首创保皇会竟然专门以此来救皇上，保中国。此时他早已把自己追求的君主立宪抛之脑后，等到自己的学生梁启超熟读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由变法转向支持革命后，康有为大怒，指责梁启超背叛师门。

此时的他坚持认为梁启超领导的十余人倾向革命，便是忘了光绪皇帝的救命大恩，做出忘恩负义之事。可见此时他对皇帝的忠诚之心早已超越他早年对于变法维新的追求了。

三?康有为的历史评价

晚清时期，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康有为托古改制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系统构筑了自己的变法图存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点上来说，没有人做得比康有为更系统，也没有人比他对文坛的影响更大。自此，康有为投身至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救亡图存运动之中。

从1888年开始康有为就以平民身份上书清帝，寻求变法之道，到1898年戊戌维新康有为七次上书皇帝，此外还创办万木草堂与《万国公报》等报纸为维新变法培养了大量新型人才。在光绪皇帝召见自己之后，康有为受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官衔至六品，实则为光绪帝的变法参谋。

如果戊戌维新成功，或许康有为就会从此飞黄腾达。但是历史是残酷的，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随后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软禁在瀛台，失去了人身自由，康有为也不得不流亡海外。

变法运动的失败与康有为个性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自幼以圣人自居，认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虽然这也凸显了他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但是有时难免显得有些轻狂妄进，重名轻实。其实当时对清朝政局具有决定权的朝廷重臣翁同龢、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也在一定程度或者某一时期支持变法，康有为甚至曾经被张之洞邀请至南京一住20余天，被其奉为座上宾。

但是他们都认为康有为语太讦直、都惧怕因康有为轻狂躁进而惹祸。由此来看，康有为并不能称之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清政府的最高统治集团翁同龢张之洞、李鸿章对他的个性都有所反感，就算是支持他的光绪皇帝自始至终也只是允许他议政，并无参政的权力。这些因素使得即使慈禧太后后期支持变法也不会让康有为领导这场变法运动。

最后，康有为虽然从中国儒家文化中继承了“视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报复，也具有政治领袖所需的王者之气，但是仅此而已，还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人如果脱离社会与民众的支持，只是将自己视为救世主，将挽救民族危亡视为一身之责，无论其个人才能多大，最终注定成为历史中的匆匆过客。

参考文献：

黄翠芳，《圣人非圣——康有为的言行矛盾之处及原因初探》，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期；

周石峰,?余莉，《康有为、孙中山的性格及其对两派关系的影响》，安徽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月，第2期；

徐临江，《康有为文化个性和维新运动的失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

万平，《试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文化性格差异》，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

文章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网址: http://www.wwjdyjs.cn/zonghexinwen/2020/0820/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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