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康有为的性格缺陷对自身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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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其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为了挽救民族之存亡，社会各阶层纷纷提出救亡图存的治国方略。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由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

晚清时期，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其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为了挽救民族之存亡，社会各阶层纷纷提出救亡图存的治国方略。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由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603名进京赶考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维新变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发起人，不仅负责起草了公车上书中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万言书”，而后也被光绪皇帝请为座上宾，聆听其变法之道。

但是变法运动失败后，面临革命派推翻帝制的革命主张，康有为放弃了自己君主立宪的主张，变为保皇派的急先锋，意欲恢复其封建统治。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康有为深知自己已经无皇可保，但他仍然迷恋君主开始对君主政体猛烈批判。

那么究竟为何康有为的政治态度先后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他的个人性格对自己所追求的变法运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历史中寻求真相。

一?家庭成长背景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其领袖的个人品格和精神魅力将会直接决定他是否会获得最后的成功。而性格并非天生，乃是后天成长环境和文化熏陶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康有为也不例外。

1858年，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可以说是一个粤海名族。康家世代研读宋明理学，康有为少年师从康赞修、朱次琦，在他们的影响下精通孔子修己之学。五岁时能诵百首唐诗，六岁拜番禺简凤仪为师熟读《孝经》与《大学》，可以说是从小接受正统儒家文化长大。

1879年，小有成就的他曾经誓言：“念民生艰难,?天与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由此可见康有为少年时期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由于他少年时期受康赞修的影响颇深，经常开口就是“圣人”如何如何，因此相邻都都会喊他“圣人为”这一绰号。晚年时期康有为也因自己的变法主张在大江南北享有“南海康圣人”的美誉。

幼年时期的儒家正统教育使得康有为传承了我国古代士大夫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秀品格。从小他秉持着“视天下为己任”的报国情怀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追求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这些因素都是当时政治运动领袖们所需要的重要品质。

此外，康有为后期从阳明心学转向“佛学”，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他潜心修佛，擅长参悟禅宗，以华严宗为教义，每次遇到困苦之事的时候，他都要提醒自己“吾发愿故当如是，以此自课,?神明具泰,?勇猛益加”。由此可见，佛学也深深影响了“圣人为”的性格。

不得不说也正是因为有了对于佛学的热忱与自信，他才能够在后期的变法运动中慷慨激昂，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梁启超后来评论到自己的老师时说：“与其说他是政治家，不如说他是宗教家”，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宗教气质也十分强烈。

二?性格缺陷

（一）言行不一

由于自幼受儒家正统文化思想影响，“君君臣臣，三纲五常”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典型的封建纲常伦理在他心中早已根深蒂固。虽然晚清时期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与一夫一妻制等已经传入，他本人也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制度文化，但是他仍然常常以无子为借口实则是为了纳妾。

传统的“君为臣纲”等尊君、忠君思想康有为对此也深信不疑，尤其是当光绪皇帝召见过康有为后，他更是一心拥护光绪的帝制。辛亥革命后的“保皇”主张无疑就是他尊君、敬君思想的真实写照。当然，康有为从小生活在封建官僚家庭，在那种环境下，让他完全摆脱这些封建时期的纲常伦理也确实不易。

（二）性格固执，倔强自大

康有为的脾气略有些古怪，甚至是狂妄自大，但是他却不以为然。他的学生梁启超跟随老师二十多年可以说对此最具有发言权。根据史籍记载康有为三十岁的时候，他自认为“吾学三十已成，以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有次他对自己的狂妄自大可见一斑。

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曾有记载，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四年之间，凡七上书，其不达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衷，或斥为病狂！”可见他遇到难事百折不挠，锲而不舍。

在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著《梁启超史学论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有他对康有为的性格描写：“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他所执念的主义，任何人都不能动摇，于学术、于治事也都这样。不肯迁就，不接受任何替代性办法，所以攻击先生的人们一般认为康有为为事万事皆主观，自信力极强，亦或是称其武断与专制”。

文章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网址: http://www.wwjdyjs.cn/zonghexinwen/2020/0820/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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