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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书绝句蠡测启功的书法史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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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书绝句》对书家及书作的论述与品评

《论书绝句》通篇以诗为史，对于历代名家与名作的论述篇幅最多。启功在分析他的观点之时往往立论扎实、考据详尽，使得他的观点新颖独特。“由于启功擅长鉴定，所以他在讨论书作与书家的过程时是掌握了诸多史料的。在很多时候，启功还站在考据的立场上抒发己见，在明辨史实、不跟风的基础上，去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古人在评判书艺高下之分时，往往以人品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这种做法实际上就失去了对书艺客观评论的基础。古代判断书家人品高下时，往往不是观其人品，反而是由其实际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以此观之“书品即人品”则有失偏颇，难以服众。在《论书绝句》第十二首中，启功讨论了“北宋四家”中蔡襄和蔡京的问题：“笔姿京卞尽清妍，摄晋宗唐傲宋贤。一念云泥判德艺，遂教坡谷以人传。”启功以为：“古之所谓德成者，率以其官高耳。此诗余少作也，当时尚不悟拼凑、调换之可笑。‘一念云泥’云云，未免过于迂腐。”故在跋文中对宋代书法的风格先展开了分析，并按照特点将其进行分类。启功认为蔡京的风格与米芾相近，客观实力和另外三人相比也不落下风，由此来区分二蔡，以便确定古人常说的“北宋四家”里的“蔡”指的是蔡京而非蔡襄。其实，启功对于“北宋四家”的说法并不关注。在他看来，古人向来喜欢在多个领域中相互排名，竞相争利，这是一种陋习，在评判时做不到客观公正，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发展无益。因此，对于后人将蔡襄替换成蔡京的情况，启功认为更是毫无意义。

书史中对董其昌的书法进行评价时，褒贬不一。针对这一现象，启功表明了他的真实观点和态度。《论书绝句》第十八首中，启功对董其昌进行了综合分析，其言：“万古江河有正传，史家自具阳秋笔。无端毁誉别天渊，径说香光学米颠。”在启功看来，世人夸奖之声更多的关注于董书的外在形态。有人认为董书是帖学之集大成者，有人则认为其书技一般，不值一提。启功在诗后谈到：“余于董书，识解凡数变；初见之，觉其平凡无奇，有易视轻视之感。廿余岁学唐碑，苦不解笔锋出入之法。学赵学米，渐解笔之情、墨之趣。回顾董书，始知其甘苦。盖曾经熏习于诸家之长，而出之自然，不作崎轻崎重之态。”乃启功切实之感悟。

在启功看来，董其昌书法平淡无奇仅是表象，只有在对唐碑、米芾等人的书法作品进行大力研究以后，才能领会到董书的精髓。董书真正的外观是自然天成，不拘泥于现有的古法，这通常都可以按照毛笔的性能来下笔。尽管看起来无出彩之处，但实际上却是集合了晋唐名家的书法优点来为己所用，故堪称大家。董其昌曾言：“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即广泛学习前人的优点，以形成自身特色。董其昌所说“作意书”，就是刻意临摹、选取古人笔法的一种方式。在启功看来，这是一种病态的书法追求。所以董其昌的书法反而是汲取各家之所长，为己所用。其下笔尽管和任何一个前代的书家都不相似，但是精神韵致却是一样的。在启功看来，其可谓大家矣。

三、《论书绝句》对若干书法历史现象的阐释

《论书绝句》中所提及书法历史现象较多，且散见在不同的绝句作品中。经过本文归纳，笔者认为其中的书法现象主要有二：一是古人“伪托名家”的现象；二是收藏者“重书轻文”的现象。

（一）古人伪托名家现象。

启功的《论书绝句》在充分进行历史实证的基础上，对历史上几个有争议的书法文本展开考据，做了明晰、详尽的分析。例如，对据传是张旭的《古诗四帖》、孙过庭的《书谱》等等。现以第五十六首评传张旭《古诗四帖》为例加以解读，内容如下：“谢客先书庚信诗，早悬明鉴考功辞。腾诬攘善鸿堂帖，枉费千思与万思。”此诗前两句主要意思是，《古诗四贴》传言是谢灵运所写的，不过丰坊先生进行了考证，并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而董其昌在考察后，认为此作品应当是张旭所写。董其昌判断的原因在于“狂草始于伯高”。在启功看来，董其昌的判断原因太过牵强附会，不足以服人。他从董氏的考察中找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疑点，例如帖子中的“北阙临丹水”，由于避讳的原因，而把玄水写成了丹水，但是这和古书中常说的“火红水黑”的常识相违背，所以判断该作品应当是在宋真宗时期的书家所写（避宋真宗讳）。尽管董其昌用了数个理由来证明，但证据牵强不够有力，后人还是因为其名声太盛而信以为然。在启功看来，董其昌这是刻意通过自己的名声来歪曲历史事实，是极其错误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