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心造化一气贯入眼山川尽雄奇李德仁先生访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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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您什么时候开始跟张颔先生学习古文字？ 李：去太原上学不久就开始了。最初主要是一些文字学常识，还有《说文解字》等，不过张先生经常跟我讲

张：您什么时候开始跟张颔先生学习古文字？

李：去太原上学不久就开始了。最初主要是一些文字学常识，还有《说文解字》等，不过张先生经常跟我讲要学以致用，光死记硬背不行，得在日常生活中思考、使用，这样才能真正熟悉起来。他搞考古，经常能看到实物，我没这条件，他就让我多看先秦的古籍文献。碰见读不懂的地方，每个字都要用文字学、考据的办法来解决它。这个方法对我帮助很大，也读了不少书。我对《老子》的兴趣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文革中间天下大乱，我不去跟风凑热闹，躲起来读书，《老子》之外，《庄子》、《周易》、《四书》以及王阳明、左宗棠的文集，旁览博收，都是那时候读的，受用终身。

张：前几天看山西电视台的文物鉴定栏目，您还是书画鉴定专家。您什么时候学的鉴定？

李：这个跟高寿田先生有关，张先生介绍我跟高先生学画，他是山西有名的文化人，是省博物馆的业务副馆长。高先生说，学中国画不会鉴定，不知真假，就不能继承传统。高先生自己收藏了好多画，挂在墙上叫我辨别真伪。文革后山西省成立了文物商店，他是顾问。有了好的字画，他就让我去看，这样就接触了不少东西。省博物馆还有一位粱?先生，学问很好，本来行医，但是很懂字画。1957年给人家闹了个右派，从此发誓再不写文章。他对我印象不错，给我指导，文革后当了副馆长，经常从库房调出藏品，让我过去看，美其名曰研究，也让我发表意见。1982年，山西省邀请北京故宫的徐邦达先生来博物馆鉴定文物，梁先生负责接待工作，就把我介绍给了徐先生。

张：徐邦达先生号称“徐半尺”，在书画鉴定界与启功、谢稚柳齐名，是一流的大家啊。

李：徐先生不善言谈，他看字画的时候，低着头，先不说话，鼓励年轻人大胆发表意见。我那时也常看些美术史方面的书，讲点浅见，他挺满意。我就说自己想跟他学鉴定，他让我到了北京就去找他。跑北京次数多了，拜在门下。还认识启功、董寿平等先生。董老是山西老乡，是高先生介绍的。但凡在字画创作、鉴定方面有问题，就去向他们请教，受益无穷。此外，也跟王雪涛先生学过画花鸟，不过没有正式拜师。中央美院的几个老先生，像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等，也都请教过。我绘画正式拜师何海霞先生，他是张大千大弟子。你是知道的。

▲ 柳下跖，1975年

张：山西太闭塞，要学艺，只能出去。不过那时候这些大师都在世，也是难得的机缘。

李：能脱离农村，从榆次跑到太原学习，也十分不容易了。农村最难的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任何希望，一辈子可以一眼看到头！我这人爱琢磨，不怕吃苦。我总觉得人活着一定得有个“道”，不论是书法、绘画、鉴定，还是武术，都应该能够融合起来，揉到自己的生活里。当然早年还说不清楚，真正明确是到了山西大学工作以后。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就是通一切的。

张：这个看法的形成，跟您绘画也有关系吧？

李：那当然。我一直比较关注理论，包括中国画的理论，但是这方面可以参考的东西实在太少。画家会实践，认为画画就是个手艺活儿，不关注也不需要这些。甚至连中央美院都不讲这些，学的都是苏联、西方的理论。但是那些理论针对的是西式油画，并不适用于中国画。按照那套理论，哪里还能有张大千、齐白石？所以，我在1981年留校之后，就下决心要用10年时间，把儒、释、道的哲学贯通起来，把中国画整理出一个自身的理论体系。

▲ 与张颔先生合影

▲ 道契天人，1992年

张：后来呢？

李：基本上如期完成。1991年，我的《东方绘画学原理概论》由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出版，当时启功老师题了字。三年后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专著《道与书画》。在第二部书中，集中探讨了儒、释、道和书画的内在关系，基本观点就是如何“证道”。人人都可以修道，但是否融会贯通真正掌握，需要身体力行的印证才行。能下笔千言精细论证，还只是纸上功夫，更重要的是能运用在生活之中，能反映在气质之上。学兵法就要能在战场上取胜，运筹帷幄。搞经济就要能像子贡、范蠡那样，累致千金，与诸侯分庭抗礼。书法、绘画也应当如此，才是证道。可惜这些年来，从欧美引进什么现代派，以丑怪为美，以卖钱为业，实在是胡闹！武术跟这不一样，哄不了人。不管你怎么吹嘘这是现代武术、独创拳法，如何如何厉害，一动手就知道高低。这个就是“证道”。其实人和人的能量能差多少？可是练武练得掌握了这个“道”以后，能量就大得多了。我现在对付三五个大后生，就跟玩小鸡一样。这里的“道”，也全是出于中国的哲学。

文章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网址: http://www.wwjdyjs.cn/qikandaodu/2021/0506/6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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