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鉴定与孤证证伪也谈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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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1904年末科状元刘春霖殿试策为例：素页履历85字，正卷刚好1950字，合计2035字，自晨及昏，不添灯烛，起草誊录共4070字。前者用行草书写更快而有斟酌改

以1904年末科状元刘春霖殿试策为例：素页履历85字，正卷刚好1950字，合计2035字，自晨及昏，不添灯烛，起草誊录共4070字。前者用行草书写更快而有斟酌改添迟缓，后者用馆阁工楷书写更慢而无斟酌改添，后者或略长于前者。若全天誊录夜添灯烛，不比横格的工楷写经格式，当略近或高于此数。

至于赵孟頫，被鲜于枢、班惟志、陶宗仪称“后之览者，岂知下笔神速如风雨耶”“运笔如飞”“日书万字”，用“岂知”表示不可思议，自又比一般人更快。如果没有旁骛，又无须蓑衣比格横排整齐，小楷一天5000字，应属正常。换成俞和的功力，所谓两天写5000字，恐也只是两个大半日而已。若两个整天，则是任何正常书写者都能干的正常事，谈不上“令观者叹为神技”，于证真、证伪皆无裨益。

当然，这里研究赵孟頫的书写速度，并不是要说延祐三年（1316）款的《道德经》就是赵孟頫的真迹，这件小楷无论是书法还是印鉴都是毫无疑问的俞和作伪，笔者已有详细论证〔22〕。从书写水平上说，俞和较之赵孟頫虽有差距，但与陆士仁的扁薄、燥露、琐碎相比，则是天壤之别（图13）。

4，又如《过云楼藏赵孟頫〈草书千字文卷〉辨伪》（第120—128页）

《辨伪》用了洋洋洒洒2000多字作时空证伪，风格辨析仍然是寥寥数语，草草交给陆士仁，放在篇末，当然没有什么可信度。

时空证伪怎么说呢？

（1）根据杨载《赵文敏公行状》记载，《辨伪》简述“赵孟頫、张伯淳等人应诏赴大都，时间是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十一月，且赵孟頫居被荐人中‘首选’”，所以“此二十余被荐之人应同时赴大都，不可能有先后时间的差距”；

（2）程钜夫诏访遗逸不止一人，如张伯淳一同被举荐，《元史·张伯淳传》：“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学教授”，所以“张伯淳在赴大都的同年，即在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间，已经被授予杭州路儒学教授，即回其家乡做一名学官去了”；

（3）若干事实如：世祖接见、参议至元钞法、发难刑部郎中、授官兵部郎中等，都表明赵孟頫从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到二十四（1287）年六月都在大都；

（4）所以《草书千字文》中“吾有京师之行，趣迎上道，时至元丙戌十二月也”和“次年三月，驰驿至崇德”（图14）的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同样由于大量使用孤证、道听途说和想象，以上每一条都不成立：

1）原文“十一月”是举荐时间，不是成行时间，赵孟頫居首选与“此二十余被荐之人应同时赴大都”没有因果关系，参见陈得芝教授论文《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23〕中相关考证，荐选二十余人并非一蹴而就，是随荐随行，先后到达大都的。比如凌时中，字德庸，即程钜夫此行所荐〔24〕，《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有文献7笔，《松雪斋文集》卷六《送凌德庸赴淮东宪幕序》即叙述了二人“今年之春，相遇于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凌时中虽为湖州人，但以建昌路（今江西南城）司狱被荐，从江西出发，显然没有绕道杭州与赵孟頫等人同行。

（2）孤证《元史·张伯淳传》，其史源是程钜夫为张伯淳所作墓志铭，原文是：

图5 2017年故宫出版社《赵孟頫书画全集》第十册清晰图像证实赵孟頫款《四体千字文》确为俞和伪印

图6 真伪赵孟頫书法与各具特色的真伪印鉴对应关系设盲检验

图7 赵孟頫 自写小像 故宫博物院藏

图8 《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书影

至元二十三年，某以侍御史受诏，选士南方。未行，闻廷绅有言公贤者。既至杭，公为博士，时犹未识公，而旧识识公者人人言公，与所闻同也。暨识，而心察之，又同也。乃荐之。明年报命，有防问所荐有可相者乎，对曰：“惟上所试，以观其材耳”，由是公晋居宪幙。〔25〕

“既至杭，公为博士”，诏访以前，张伯淳已经是学官；“明年报命”，程钜夫复命是至元二十四（1287）年；“有防问所荐有可相者乎……由是公晋居宪幙”，张伯淳被荐授的官职是“宪幕”，即浙东道按察司知事，不是学官。这个荐授官位虽低，却是用以试相才的，所以后来才有“在官二年，五祈闲不遂”，不许辞。为什么要五次请辞呢？墓志又言，大德六年（1302）夏，张伯淳“病终于官，得年六十有一……夫人赵氏前十三年卒”，因为张伯淳的夫人，也就是赵孟頫的五姐赵孟艮身体状况不佳，卒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按察司最后才不得不在张伯淳“在官二年”后批准请辞，由此倒推，也正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开始“晋居宪幙”。

文章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网址: http://www.wwjdyjs.cn/qikandaodu/2021/0708/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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