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鉴定与孤证证伪也谈古书画名家名作辨伪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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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史·张伯淳传》的记叙比《元史·邓文原传》好在并没有错误，只是过于简略，错误史料导致错误结论，简略的正确史料遇到随意的错误解读同样导致

《元史·张伯淳传》的记叙比《元史·邓文原传》好在并没有错误，只是过于简略，错误史料导致错误结论，简略的正确史料遇到随意的错误解读同样导致错误结论。

（3）赵孟頫初至大都写了一首诗《初至都下即事》：“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不仅是春天，而且还是春深，柳色已经很浓了，显然不是什么冰封河冻的十一月。这既与程钜夫“明年报命”一致，也是“明年报命”的原因。如吴澄大德六年（1302）十月底的一次由大都南还行程就因为“河冻不可行”，推迟到“七年癸卯春，治归，五月己酉至扬州”〔26〕，非军情要务，程钜夫、赵孟頫、张伯淳不可能冒着封冻在半途的危险十一月出行北上。

图9 [元]王蒙 爱厚帖 故宫博物院藏

图10 [元]邓文原 章草急就章（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11 [元]邓文原 巴西文集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明抄本

图12 [元]俞和作伪赵孟頫款《道德经》（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图13 [元]俞和作伪赵孟頫款《道德经》与陆士仁《四体千字文》对比

图14 [元]赵孟頫 草书千字文（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4）释文有两处错别字，一处是“趣迎上道”应为“趣迫上道”，另一处是“次年三月”应为“次年三日”。按省略语法，次年三日，即次年正月三日。后一处错认甚至被《辨伪》专门用红线标注过，作为全文最重要的立论起点，实在是不应该。

按至大三年《兰亭十三跋》（图15）行程，最早时间款是“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于舟中”，地址是南浔北，日本静嘉堂文库藏赵孟頫致中峰和尚六帖册中《长儿长往帖》（图16）记载：“去岁九月离吴兴，十月十九日到大都”，将途经点南浔北，按水系恢复至德清，加2天，行程46天。

《松雪斋文集》卷九《大元封赠吴兴郡公赵公碑》：“五月十三日，孟頫被旨许过家上冢”，致中峰和尚六札册《得旨暂还帖》：“四月间得旨暂还……五月间离都，触暑远涉……六月廿日到家”，行程47天。

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月三日过崇德，按水系为杭州出发，时间为正月初一，以46天计算，到达时间应为二月十六日，对应格里高利历

多重史源的反复校核下，偏信孤证的时空证伪至此全面崩溃。

5.又如《赵孟頫〈行书千字文〉辨伪》（第110—119页）3月8日，通过天文历算，得1287年3月5日16时54分5秒“惊蛰”，正好“海上春深柳色浓”。

文末风格判断部分如前，无足取信。本幅文史考证部分，《辨伪》观察到该卷《行书千字文》（图17）中的“玄”“郎”字缺笔避讳现象，认为是“难以解释的现象”，并展开了一个递进证伪思路：

（1）“此卷应是临写隋智永《千字文》的宋刻本，才会有避宋代皇帝名讳的现象”；

（2）此卷“应是临写宋政和年间以后的刻本”，理由是撰写者行“敕员外散骑侍郎”改“梁员外散骑侍郎”应在政和年间以后，而赵孟頫的《千字文》写本均为后者；

（3）“假如要如实临写，则不仅是上述二字避讳，还应避宋徽宗赵佶及此前的几代皇帝的名讳”；

（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频《二体千字文》一册，同样书“梁”而不书“敕”，《千字文》无一字避讳”；

（5）“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真草千字文》“玄”字避讳”；

（6）“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赵氏《杜甫秋兴诗卷》书“匡衡抗疏功名薄”一句中“匡”字缺笔，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该诗卷首句“玉露凋伤枫树林”中“树”字，细察该宇结构，其实也属缺笔字，应避宋英宗赵曙的嫌名讳”。考“此卷应是赵氏三十岁左右的早年所书，其时尚未应诏仕元”。

结论：“这说明，赵氏书法作品中避讳，应该有出仕前后的区别。”推论：“也就是说，若其仕元之后，仍在书写文字中有避讳现象，则提醒我们要注意了。”言下之意：有“玄”字缺末点“避讳”现象的《行书千字文》以及上博藏《二体千字文》都不对。

首先是现象观察与描述，《辨伪》观察到的《行书千字文》《二体千字文》中的所谓“玄”字“避讳”，其实是后来的藏家用工具刮去的（图18），赵孟頫并没有避“玄”讳，而只是“被避讳”，赵孟頫能管住或管不住自己，但肯定管不住后代藏家怎么想。“郎”是正常书写，并没有缺笔避讳问题，“朗”字“良”旁缺末点，不能算正常的避讳。

现象描述已经错了，后面的推理本就毫无意义了，但相关推论的举证和论证方法实在匪夷所思，也很容易澄清：

文章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网址: http://www.wwjdyjs.cn/qikandaodu/2021/0708/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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